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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麗萍律師】一起無罪的污染環境案

更新時間:2018-12-31 20:31:13點擊次數:672次

【案情簡介】

本案一波三折,是經公安撤案后又被提起立案監督的特殊案例,案件總歷時兩年,審查起訴時間長達一年,最終能夠作出不起訴決定,而且是存疑不起訴,需要承辦機關及辦案人員的勇氣和擔當,同時對于承辦律師的專業素質也有較高的要求。 

2013年12月,某化學試劑廠員工李某看到廠里污水處理區固定池內廢水裝滿后,私自將兩根軟管接到廢水固定池內,利用兩根軟管將生產廢水直接排放至廠外農用溝渠,后被現場查獲。利用兩根暗管排放的水樣經檢測,超過國家排放標準140倍和53倍。

【爭議焦點】

李某所排放的廢水是否屬于有毒物質?

【律師意見】

一、根據現有的證據材料,辯護人認為,在案證據不足以證明李某所排放的廢水屬于有毒物質,其行為不構成污染環境罪。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五條規定,下列物質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規定的“有毒物質”:(一)危險廢物,是指列入國家危險廢物名錄,或者根據國家規定的危險廢物鑒別標準和鑒別方法認定的,具有危險特性的廢物;(二)《關于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附件所列物質;(三)含重金屬的污染物;(四)其他具有毒性,可能污染環境的物質。

本案中的廢水據以衡量入罪與否的標志在于對于總氰化物超標問題的認定,根據辯護人對于危險廢物名錄以及《關于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的查閱,未在以上名錄及公約附件中找到對應物質,在案也未有重金屬超標的相關監測報告,因此,唯一可能符合有毒物質范圍的應當是第(四)項“其他具有毒性,可能污染環境的物質”,但該第(四)項有毒物質,目前的法律、司法解釋并沒有對何為“有毒性”以及“可能污染環境”作出具體的解釋。辯護人認為本案中所排放廢水如按照第(四)項追究責任,則必須同時滿足“有毒性”和“可能污染環境”兩個條件。而本案中雖然有總氰化物超標情況,但也未必屬于有毒物質。具體理由如下:

(一)本案廢水中所含有的“氰化物”中不包括有毒物質氰化鈉、氰化鋅、氰化亞銅,氰化物中還可能含有很多無毒的氰化物,在目前監測報告無法體現涉案廢水有毒氰化物具體含量的情況下,不宜認定為有毒物質。

1、氰化物是一個集合概念,包含了各種有毒、無毒的化學物質,非特定化學物質。

首先,氰化物是指含有CN(氰根)一類化學物質,并非特指某一個具體的、特定的化學物質,這是一個化學上的概念。而《污水排放標準中的》總氰化物(總氰化合物)則是環保部門的專業術語,是國家綜合污水排放標準中的一個指標。在廢水排放中,由于各類化工反應機理復雜,把含有氰化物的物質,以求總和歸類的方式統稱為總氰化物。一般來說,氰化物包括無機氰化物和有機氰化物兩種,無機氰化物又可分為簡單氰化物和絡合氰化物。簡單氰化物一般有氰化鉀、氰化鈉、氰化氫等,這幾類氰化物是較常見的,易溶于水,且毒性較大,一般說的劇毒氰化物即是此類,也是讓人“聞氰色變”的來源。但還有相當一部分的化學物質屬于氰化物但也是無毒物質,如亞鐵氰化鉀(是一種合法的食品添加劑,一般添加于食鹽中)、腈綸等。以上有毒、無毒的含氰根化學物質集合在一起才統稱為“氰化物”。舉例來說,眾所周知氯化氫(鹽酸)是一種強腐蝕性液體,屬于氯化物,而氯化鈉,也就是日常生活所用食鹽的主要成分,也是屬于氯化物。這兩種化學物質對于環境的影響顯然不是不同的,但是都屬于氯化物。同理,本案中的氰化物就如同氯化物一樣是一個同類化學物質的集合概念。

2、根據在案《X報告》顯示,根據涉案單位的生產工藝,在廢水中可能含有氰化亞銅、氰化鋅、氰化鈉等。但通過對生產工藝的分解,所排放的廢水中應當是不包括以上三類含氰的化學物質的。

以氰化鈉為例,在生產氰化亞銅的過程中,所需原材料確實包括氰化鈉,具體包括金屬銅、鹽酸、工業鹽、氰化鈉、硫化鈉和次氯酸鈉(其中次氯酸鈉系污水處理藥劑)。但在產品的生產工藝中,氯化鈉會先與酸起反應,而氯化鈉一旦觸酸就產生分解轉化為另一種全新的物質。在合成過程之后,合成槽內的溶液氰化鈉就不復存在了。在此,最重要的一點即:氰化鈉遇酸就當即分解而失去其原有化學性質(毒性)。而之后的工藝過程也不可能產生逆向反應,也就不可能重新產生氰化鈉。因此,可以確定的是,本案所排放污水至少是不可能含有毒性物質氰化鈉的。

至于氰化鋅和氰化亞銅,涉案廠家本身就是以該兩類物質成品為主要產品的,且具有重大的經濟價值。在經過一系列工藝后,該兩種產品都是以固體狀態呈現的,不溶于水。之后廢水還要經過過濾(并非簡單的漂洗),將固體物質從液體中分離。因此,上述兩種化學物質作為固體也是不可能進入廢水中的。

因此,即使《X報告》根據工藝流程推出最有可能存在的是以上三類物質,但事實上通過分解程序和工藝,可以得出廢水不含以上三種物質的肯定結論。退一步說,即使仍然存在以上物質,但以上報告因為測驗技術的限制,“目前尚無方法和標準單獨測定水中的氰化鋅、氰化亞銅和氰化鈉的含量。”也就是說,即使具有毒性,也尚沒有條件對以上物質的含量做具體區分。

3、根據前述說理,廢水中排除了主要的有毒氰化物后,剩余的氰化物毒性和含量未知。

從以上工藝流程中可見,廢水中反應物、生成物種類少、成分單一,廢水中的主要成分應是鹽類和其他含有氰根的其他化學物質(含氰離子),檢測報告中提示廢水總氰化物超標的來源應當就在于此,至于里面到底是以何種分子、離子狀態存在,目前確實沒有技術手段能監測到特定成分及含量,只知道大致是哪一類成分,正如本案中廢水中只能被檢測出總氰化物。但如前所述,并不是所有的氰化物都是有毒的,氰化物中還可能包含了大量對環境無毒無害的含氰物質。至于最終是否有毒有害,則需要做動物條件試驗。因為毒性大小這是一個醫學界規定的標準,一般來說,毒性大小通常是以溫血動物半致死劑量來表示的,但本案中顯然不具備測試其他氰化物毒性含量的條件。

辯護人認為,司法解釋中規定了四類有毒物質,這四類物質的毒性含量應該是相當的或者是同一個數量級的,而且對于第(四)類有毒物質即“其他有毒性的,可能污染環境的物質”的認定標準應當要嚴格于第(一)類危險廢物,否則就有可能造成兜底條款被濫用的情況。而在對于危險廢物的認定當中都尚且有毒性含量的嚴格規定(GB5085.6-2007等),在第(四)類有毒物質中就更不應該放松對毒性含量的限定。如果任何可能污染環境的物質都列入在內就有可能導致該條款成為口袋條款,這樣的認定方法毫無科學性和嚴謹性可言。通過以上幾個方面的說理,本案所排放的廢水,就其具體的物質組成上來說,不包含氰化鋅、氰化亞銅以及氰化鈉該三類氰化物,而其他可能含有的化學物質不僅無法含量也無法確定毒性。辯護人認為在無法體現具體真正有毒性的有毒物質含量的情況下,不能將本案廢水簡單認定為有毒物質。

(二)《污水綜合排放標準》中雖然有總氰化物含量標準的規定,但即使廢水被檢測出總氰化物超標,也僅能認定其系“污水”,但未必能說明是“毒水“,仍然不能說明所排放廢水的有毒性。

目前據以認定涉案廢水超標的主要依據為《污水綜合排放標準》(GB8978-1996),這也是與《水污染防治法》銜接的國家標準之一。但是否超過該標準即是有毒水污染物?辯護人認為答案應當是否定的。

2017年627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八次會議通過了《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的決定》的第二次修正。其中修正后的《水污染防治法》,在第四章水污染防治措施第一節一般規定中增加了一條“第三十二條 國務院環境保護主管部門應當會同國務院衛生主管部門,根據對公眾健康和生態環境的危害和影響程度,公布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錄,實行風險管理。也就是說,國務院需要建立并公布更明確的“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錄”以方便公民守法、部門執法。在此之前,08年的《水污染防治法》中并沒有“有毒有害水污染物”的概念,僅有體現“一般污染物”和“有毒污染物”的概念。但在實踐中究竟哪些屬于“有毒污染物”哪些屬于“一般污染物”并沒有嚴格的界限。

2008年《水污染防治法》第八章附則中規定了“水污染物”和“有毒污染物”的概念,其中“水污染物”,是指直接或者間接向水體排放的,能導致水體污染的物質。而“有毒污染物”,是指那些直接或者間接被生物攝入體內后,可能導致該生物或者其后代發病、行為反常、遺傳異變、生理機能失常、機體變形或者死亡的污染物(從該概念解釋中也可看出有無毒性需要借助動物試驗來界定)。此處,兩者之間的差別只能體現在名詞定義上,還是沒有一個明確的量化的界限,并且對于“有毒”還是需要動物試驗條件的配合。這就導致對于污染物的分類在實踐中執法標準不一、輕重不一。因此在修正后的《水污染防治法》中才規定要建立明確的《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錄》,旨在從立法層面確定有毒有害,而非在執法時來確定。由此可見,僅僅是超過《污水綜合排放標準》只能說明可能污染環境,但未必是就是有毒性的污染物,也有可能是一般的水污染物,不能僅僅以超標的倍數來決定該污染物的毒性。在《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錄》出臺之前,在沒有具體衡量標準的情況下,不宜簡單以超過水污染物排放標準來認定其系有毒物質。

    二、即使公訴機關仍然認為李某的行為構成犯罪,辯護人認為,李某的情節顯著輕微,懇請貴院根據本案的特殊性對其作出不起訴決定。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6>29號)第五條的規定,實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第三百三十九條規定的行為,剛達到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標準,但行為人及時采取措施,防止損失擴大、消除污染,全部賠償損失,積極修復生態環境,且系初犯,確有悔罪表現的,可以認定為情節輕微,不起訴或者免予刑事處罰;確有必要判處刑罰的,應當從寬處罰。

在本案中,李某所供述的事實前后一致,無反復,而本案罪與非罪的界限并不取決于其供述,更多的是法律適用、以及廢水性質認定上的問題。因此,即使其行為確實構成犯罪,僅就其犯罪情節而言,也是顯著輕微的。結合以上司法解釋具體分述如下:

(一) 犯罪情節方面

    本案所采取的是偵查實驗的方式來模擬其排放量,但這種實驗的方式還是存在主觀性和隨意性。比如說時間的把控,盡管李某的供述中為當天排放了十余分鐘,但其實十余分鐘已經是一種不完全確定的說法,而測驗為二十分鐘,這里時間上就有可能會有差異,包括天氣,污水排放的速度等等都有可能影響到最終的排放量。因此,不可能完全準確確定當天的排放量。那么,公訴機關在作出決定時,就也應當適當放寬排放量的考量。而且,即使以模擬排放量為標準的情況下,本案中的排放量也是較小的,畢竟其僅有排放十余分鐘,其犯罪情節應當可以被定義為司法解釋中所規定的“剛達到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標準”。

(二)主觀惡性

李某在本案中所接的管線為PP管,硬管內徑僅有4cm,是細管,其并沒有采用隱蔽的方式如埋入地下等方式架設,至少在排放時系可被查見的,這足以可見其僅僅是為了當天臨時排污所需而接,而非為長期排污做準備,這點也從側面說明其主觀惡性。

(三)案發前表現

李某在本案前無違法犯罪記錄,系初犯。在本案之前系X化學試劑廠污水處理車間的污水操作員,運輸污水本身不屬于其工作職責,只是因為當時負責人樓云海請假在家,才由其臨時代班,在本案之前其一直按照規定處理污水。

(四)案發后表現

在案發后,李某立即停止了排放污水的行為,積極配合環保部門處理,如實供述了相關違法事實,未有阻撓環保部門的調查。其所在公司立即拆除了案渉的兩根管道,對廢水流經的溝渠、池塘加漂白粉消除影響,也封堵了出水口。之后,清液池的廢水也重新處理,處理符合規定后再送至水務集團新街泵站。

就賠償損失方面而言,因本案排污時間較短,因此污染尚未擴大,周圍是溝渠。因此,未有造成財產的直接毀損或減少。之后主要由公司采取措施消除污染,因此也未產生其他費用。但X區環境保護局曾于2014320日對李某所在公司作出行政處罰決定書,對公司處應繳排污費五倍罰款,即71940元。其所在公司在收到處罰決定后立即繳納了相應的罰款。這充分說明了公司處理本案的態度和決心。

綜上所述,盡管司法解釋對于本案中的情況沒有排放數量的規定,但從其排放時間和排放量來看,其剛達到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標準,行為人及其所在單位及時采取措施,防止損失擴大、消除污染,全部賠償損失,積極修復生態環境,且系初犯,確有悔罪表現的,可以認定為情節輕微。因此,懇請貴院根據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實、情節和良好的悔罪態度,從維持和諧穩定的社會秩序的角度出發,對其做出不起訴決定。我們相信,通過本次犯罪所得到的教訓已經足夠令其本人深思,其必能痛定思痛,繼續做遵紀守法的人。

【處理結果】

    公訴機關經審查后認為公安機關認定李某通過暗管逃避監管的方式排放超過國家排放標準的總氰化物,無足夠證據證實總氰化物是有毒物質,不符合起訴條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四款規定,決定對李某不起訴。

【心得體會】

提起氰化物,人人談色變,因為總容易聯想到投毒、暗殺,特務人員的閃電自殺小藥丸里也許就有氰化物,但這里一般指的是氰化鉀、氰化鈉等劇毒氰化物。事實上,氰化物是一個集合概念,其中包含有毒的,也可能包括無毒、低毒的化學物質。在具體化學物質成分和含量未知的情況下,總氰化物超標并不必然具有毒性,我們可以說超標的水是污水,但是否具有毒性還是需要動物試驗驗證,而不能簡單以超標倍數來定性。如果《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錄》出臺,或許能為司法實踐提供更具體、更直觀的標準。
(編輯:沈麗萍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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